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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制度的移植，都会遭遇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吐纳，很难照单全收。

当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对法律进行新的解释时，需向有权解释法律的机关提出法律解释的请求。1.具体行政解释的正名及其司法约束 鉴于抽象行政解释在实践中的不规范状态，有学者套用西方法律解释理论指出，应当直接取消抽象行政解释，坚持把行政解释理解为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所进行的解释。

反过来，由于行政本位的影响，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没有有效确立，法院审查行政解释时受到很大的限制。规章制定机关作出的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的规章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适用。我国不仅需要承认抽象行政解释，也需要承认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解释。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0期。实践中，这种行政解释存在很多问题。

由此，我国的行政解释实际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机关作为法的执行机关，其在执行过程中对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自身所进行的解释或请求其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解释，即行政具体应用解释。笔者于本文中试图对其理论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并提出其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规范行政解释权的路径。参见魏昌东:《积极治理主义提升立法规制腐败的能力》，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31日。

监督职责的履行需要及时就其职责行使的体制、机制做出系统性的规范完善与构建，以监察委员会监督作为第一职责的法定职责为中心，优化监督体制与机制设计，强化公权合规计划与企业合规计划为中心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完善，有力地推进腐败治理目标的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专章研究强化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问题，从体制和机制的视角提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党风廉政建设，以及与国家权力运行体制机制相关的权力清单制度和公开权力运行的流程。  [32]参见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合规计划制度的借鉴》，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根据我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合规意味着组织遵守了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也遵守了相关标准、合同、有效治理原则或道德准则。

将具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职责履行过程中，明知属于自己监管的人有腐败犯罪的行为，仍不举报的行为予以犯罪化。腐败的发生决定于多元因素，但是，人（公权行使者）与权（公共权力）的存在是最根本要件，权力被滥用前具有中立性，人是扭曲公权的根本要素，以公职者为中心建构国家监察监督系统，符合腐败治理基本规律，以监察监督为中心建构国家监督的总系统，就是要以监察权的有效性为原则，设计出其推进系统、执行系统、问责系统、纠举系统、合规检查系统与反馈系统，并通过系统的良性运行，汇聚监督信息、搭建监督平台、启动监督程序、实现监督效果。

针对公权者，应当全面建立财产公开、重大事项报告与公职者特别信用制度，提高对公权机关与公权者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建议由监察委员会在充分调研、汇聚理论界与实务界共识以及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就监督职责有效行使所需的涉及体制与机制的规范建设问题，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启动立法程序： （1）党内法规的国家法化。[39]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督体制的最新安排，监督职责的体制需求涉及内部体制和外部体制：内部体制，即监察委员会内部承担监督职责的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监察法》就监督职责的规定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 1.监督职责的基础定位。

有处置权的监督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根据党纪采取处置措施，各民主党派也可以根据党纪采取处置措施，行政监察部门可以根据政纪采取处置措施，人大和法院可以根据法律采取处置措施。  [2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根据公权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立法发展的状况，就特殊公权、特定职责强制推行道德行为标准。  [39]高新民:《反腐败斗争——监督是关键》，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

  [28]参见高新民:《反腐败斗争——监督是关键》，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11]而监督范围存在边界解释的需要，监察调查权与监督权范围的衔接亦因《监察法》第11条在监督职责对象设定上，将非腐败行权亦作为独立监督类型，也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的必要。

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载《法学》2017年第3期。  [47]在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职责中，替公众监督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和申报人是一项重要的职责。

科学的监督体制能够使许多案件在未酿成大案要案之前就被发现，或者在问题露出端倪之后及时纠正，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三、监督职责作为国家监察权第一职能的实现路径 （一）建构强化监察监督职责的理论体系 1.监督的再监督的理论基础：公权合规计划的引入。（2）作为腐败规制机制的合规计划。  [13]参见魏昌东:《〈监察法〉与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更新的理论逻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4）合规计划对腐败的治理涉及两个维度。监督的再监督的内涵是指：（1）监察权属于驱动性权力。

第二层监督关系为监察机关-公职人员。笔者在国内首倡将腐败治理体制纳入治理研究的主张。

所谓严密，就是让制度性的监督发挥作用，严密的监督不是花拳绣腿，必须是监督到位的，是可以防止和纠正权力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的，是可以减少工作疏漏的，这也是一种提供公共秩序、维护公私财产安全、保障人权的制度安排。就公权机关及公职者行权合规性（含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规范检查。

党内监督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党内监督条例》第6条），即，关键少数。三是组织必须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不把重大决策权授予该组织通过合理努力而明知或应当知道具有从事非法活动倾向的个人。

该罪的设立，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趋势，[45]立罪的目的在于，前置腐败治理的端口。[2]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监察法》中的监督职责规范体系过于薄弱，其运行所需的体制、机制及保障系统规范几近阙如，探寻监督职责履行的法治路径，抓紧建构实现路径的基础理论与规范体系至关重要。  [37]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21]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机构是一个有机、复杂的系统，除国家机关行使治理职权外，还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在特定领域设立特殊的治理辅助性权力。建构全面的权力清单系统，是当下中国公权规范运动的重要内容。

监察委员会以公权者监督为首要使命，其与党内监督存在目标定位的统一性，但具体策略与监督措施仍存在重大差异，表现为针对关键少数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措施方法，无法全盘复制、应用于对普通公职者的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向来重视教育的基础功能，监督体系建构同样强调教育的作用，对全体公权行使者开展有力的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本质，《监察法》确认了廉政教育是监察监督职责行使的前提，廉政教育是提高公权行使者抵御腐败诱惑的武器，更是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职责中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

二是组织必须已经授予其高层人员中的一人或数人，全权负责监督对上述规范和程序的服从情况。  [22]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36]（3）作为合规计划之规的内容广泛。  [2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求是》2014年第1期。国家性是指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均为国家机关与公权行使者。二是检查所有公权机关（部门）履行法定公权中的义务履行情况。

用权监督重在监督公权行使的公正性，包括行权合理性与无偏私性，涉及循情、循私与裁量合理等监督重点。针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建立巡视、职责履行评价制度，实现自我评价规范化。

《监察法》将监督职责设定为首要、独立职责，在位序上优位于调查与处置职责，这一设定，实现了我国腐败治理总体战略与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型，具有积极的立法导向意义。五是组织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使其规范得到遵守。

监察改革通过重构政治权力系统，监察职责定位契合于腐败衍生规律尤为重要，以不能腐为目标的监督定位吻合于提升治理成效的需要，最大程度地激发权力系统的监督功能，是检验改革成败的首要标准。监察委员会及一系列强化独立监察权的机制构建，使中国腐败治理发生了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腐败的蔓延趋势已由腐败严重挑衅社会的热战向冷战转型，当下腐败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不能腐机制的创建、监察委监督效能的提升策略落实，及开辟不能腐为主的新战场的问题，而强化监督是惟一有效的推进路径。